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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汉末年到魏晋时期，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大动荡时期，充斥着战争、饥荒，同时也是非常罕见的疫病高发期，362年间，有历史记载的大规模瘟疫就暴发过76次，平均不到5年疫情就会席卷而来。

历史学者袁灿兴的新书《疫病年代：东汉至魏晋时期的瘟疫、战争与社会》，聚焦这几百年的“病态社会”，关注疫病对战争走向、政权鼎革，乃至时代的影响。

抗战后军队才重视防疫

袁灿兴最早关注疫病对社会的影响，始于博士期间。他的博士论文写的是抗战时期，中国红十字会如何在各战区进行战地医护工作，尤其是1941年11月，日军在常德等地发动鼠疫细菌战后，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如何进行鼠疫管控。

在此过程中，袁灿兴回溯中国历代对瘟疫的防控。东汉末年到魏晋是瘟疫暴发最密集的时期，遗憾的是，史书中的记载并不详细，最常见的就是简简单单的几个字，“天下疫”“大疫起”。近年来，结合不断出土的考古文献和实物，才知道当时出现过的传染病有伤寒、肠澼、疟疾、霍乱、麻风病、肺结核、疥疮、天花、黄疸病，等等。南阳出土过大批汉代儿童瓦棺葬，显示出疫病暴发后惨烈的死亡情况。

当时各种政治势力分裂割据，战争不断。死神一波波冲击之下，对整个社会有什么样的影响？史书上的空白，激发了袁灿兴的兴趣。他尤其注意到，来无影去无踪的瘟疫，其实也是战争走向的决定因素之一。

著名的赤壁之战中，曹操率领大军由江陵出发，沿江而下。“现在很多人都受《三国演义》影响，只想到‘羽扇纶巾，谈笑间，樯橹灰飞烟灭’，看到谋略的作用。”袁灿兴说，《三国志》中有明确记载，“时曹公军众已有疾病，初一交战，公军败退，引次江北”。赤壁之战是决定三国鼎立的重要战役，一开始就出现的疫病，就像“一战”中出现的大流感一样，值得关注。

以往有个影响颇大的学术观点是，赤壁之战中曹军感染的是血吸虫。实际上，曹军到达长江南岸是12月，并不是血吸虫病的高发时期，军士感染血吸虫的概率很低。冬季的长江边寒风凛冽，潮湿刺骨，正是伤寒之类疾病的高发期。再加上北方士兵千里迢迢来到南方后，水土不服，后勤供给也不固定，营养失衡，最后导致战斗力大幅下降。特别是曹军中精通水战的部队来自刘表的降军，战斗意志本身就比较薄弱，疫病之下，更是无心恋战。《三国志》中还记载，赤壁之战结束后，曹操给孙权写信，说“赤壁之役，值有疾病，孤烧船自退”，可见瘟疫对曹军影响很大，曹操对因此输掉战争很不甘心。

但是，古代军事史料中对疫病的记载很少，研究者容易将其忽视。历史学者李硕在《南北战争三百年：中国4~6世纪的军事与政权》中，虽然关注了很多“从司马迁到司马光等史学家都比较忽略”的问题，但他对当时战争的研究，也主要集中在技术与变革、作战模式、地理因素影响等方面。

“古代，尤其是东汉末年到魏晋时期，人们对传染病的了解不多，自然不重视疾病对战争的影响。”袁灿兴说，很多时候对统治者来说，人就是工具，只是战争中的数字，哪怕军队出现大量伤亡，也将其看作战争中惯常有的“损耗”。“真正开始重视战争中的防疫，是近代西医进入中国，尤其到了抗战时期，军队才有防疫政策，比如士兵要剃掉头发，以防长跳蚤传播疾病；战事结束后军装要脱下来统一清洗、消毒，驻地附近也要用石灰消毒，等等。”

饥荒多是人祸造成

1979年出生的袁灿兴在长江边的农村长大，被跳蚤叮咬过，也被农田里的血吸虫吸附过。有时回农村老家，和村里老人闲聊，还有老人记得以前医学不发达时，有村民被感染上疟疾、伤寒等传染病后的痛苦，有人因此去世。

也是这些生活经历，让袁灿兴在满是“帝王将相”的史料中，对老百姓日常生活的零星记载尤为敏感。“汉代农民的物质生活相当艰苦。”《疫病年代》中写到，哪怕是太平岁月，农民辛苦劳动一年，也只够满足基本的生存。他们衣着简单，冬天还穿着麻布类衣服。北方地区还有寒食的习惯，冬季更容易让人免疫力下降。一旦遇到饥荒，就只能人吃人。这样的记录，在史书上不少。

因此在东汉至魏晋，“孝”才被提到空前的高度，官方挖掘了一大批孝子典型出来，要求民众学习。袁灿兴说，当时农民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怎样才能养活一家人，食物极端匮乏下，先放弃老人也是无奈之举。“中国古代重视孝，提倡孝，恰恰是因为大多数时候不能尽到孝。”

袁灿兴感叹：“人在世界上生存是最基本的，发展是更重要的。但在中国古代社会，没有人的发展，只有人的生存。但是底层民众哪有尊严可言？对他们来说，能获得最基本的生存需要资源，就已经是感谢皇恩了。”

到了东汉末年，冬季气候更加寒冷，老百姓生存状况更加恶劣。这时皇帝又总是很年幼，或者早死，留下权力真空，随之出现宦官弄权、外戚干政，各种政治势力斗争激烈，社会也开始走向分裂。

袁灿兴分析，东汉的皇帝，除了光武帝、明帝、献帝，其余大多数都没有活过34岁。皇帝早夭，一个被忽略的因素就是大疫肆虐的时代，他们即便躲到深宫之中几个月不和大臣见面，也没法躲过死神的袭击。

汉灵帝是史书中与纣王一样的昏君形象。他在位期间，是中国历史上瘟疫最高发的时期，16年里光是《后汉书》中记载的大疫就有6次。但年轻的汉灵帝丝毫不体恤民间疾苦，“不受约束的皇权持续无度地汲取社会资源，益发加深民众的苦难”。这时，张角的太平道开始兴起，十多年间，信徒就增加到数十万，最后发展成黄巾军大起义。

关于这段历史，袁灿兴印象很深的是上世纪70年代，曹操宗族墓地出土的一块墓砖上，有位作壁匠人刻的几个字，“仓天乃死，当搏”。“‘仓天’指的是曹家这种统治阶层，‘仓天乃死’就是说，统治阶层对整个社会没有尽到责任，没有给民众最基本的生活需要，给民众希望，最后民众只能跟统治阶层拼了。”

在总结历史教训时，袁灿兴说：“瘟疫很大程度上与饥荒、营养不良联系在一起，而饥荒、营养不良又与各种横征暴敛联系在一起。在人类历史上，绝大多数的饥荒不是自然因素导致的结果，而是人祸。它们源自一种‘文明’的特征，即这种‘文明’是为了极少数人的利益而发展起来的，付出代价的却是绝大多数人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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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疫病年代：东汉至魏晋时期的瘟疫、战争与社会》

袁灿兴 著

东汉至魏晋时期是我国历史上少有的瘟疫频发期，此一时期，死亡笼罩大地，士人凋伤，人人悚惧，恐慌和绝望弥漫，疫病不但影响着个体的生命健康和精神世界，也深刻影响着历史走向与国运兴衰。

本书即以此一时期频发的瘟疫为视角，重新审视东汉至魏晋这一“幽暗时代”下的个体命运、战争进程和社会风貌。以多维、立体、宽广的视野，细致书写瘟疫对政治、战争、社会、文学、医学、魏晋玄学、宗教乃至群体心理造成的深刻影响，深层次探讨瘟疫如何改变我们的历史和当时的社会。